干什么学张謇?

2020年11月12日下午,正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,参观张謇生平展陈,了解张謇兴办实业救国、发展教育、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。习近平指出,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,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,造福乡梓,帮助群众,影响深远,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。张謇(音:jian“简”)何许人也?19世纪末20世纪初,甲午战败,《马关条约》签订,中国新式企业发展面临五大障碍:外国的竞争、政府的软弱、资本的不足、技术的落后和动力的缺乏。

张謇替张之洞起草了《条陈立国自强梳(通“书”)》,提出“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”。晚清衰落到无法挽救的地步,仕途无路可走,朝廷动员了一批状元去办厂。张謇15岁第一次乡试就中了秀才,连考二十年也没中举。

直到1894年,他41岁,才被光绪点了状元。11年后,即1905年,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。张謇可谓晚清最后一批状元,但他一定没料到,自己后半生的实践昭示着:中国文人真正的蓬勃生命蕴藏着科举之外。

1894年,张謇刚中了状元,父亲却因病离世。1897年,守孝期满的张謇接连收到翰林院催促回京的三封函电,但赶上百日维新,恩师翁同龢被罢免,张謇深感官场险恶。又回想起三年前中状元时,自己有幸随文武百官迎驾慈禧太后。

当时突降暴雨,路面积水一尺多深,官员们个个跪地匍匐在路边,浑身湿透,其中还有七八十岁的老臣,但慈禧乘轿经过,连正眼都不看,视若无物。这一景深深地印在张謇脑海里,自问:难道几十年寒窗苦读,就为了做一个磕头虫吗?对政治的失望,让张謇滋生了实业和教育报国的念头,还写下“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,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”。但几十年埋头苦读,一无经验,二无资金,弃官从商业并非易事,张謇说服自己的还有一个理由,就是替书生争气。

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,他偏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。张謇三十年科举之梦,就此了结。相信中国企业家中的“九二派”和下海创业者的大学教师一定深有共鸣,包括俞敏洪、段永基、郭广昌、刘积仁、冯仑等。

张謇依靠南通手工棉纺织业较为发达的基础,开创性地以股份制筹募社会资本发展,躬身践行,兴办大生纱厂,开展棉花生产,保护民生,抵抗外来经济侵略。“大生”二字源自《易经》: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这寄托了张謇的理想——天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。仅仅23年之后,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的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,有纱锭15.5万枚,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%。

以大生纱厂为核心,他还创办了油厂、面粉公司、肥皂厂、纸厂、电话公司等,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、工农业兼顾、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,其产业链横跨轻工业、运输业、农业,甚至金融业,旗下企业达数十家,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。1950年代毛泽东谈到民族工业时说:“中国最早有民族轻工业,不要忘记南通的张骞”。1912年,在华四十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张謇说:中国如不能普及教育、大兴实业、推广慈善和公共卫生,必定实行不了共和,也不能发达。

这四件事要比练海陆军更重要,可究竟有几个省能试行?这一席话对张謇影响至深。他毕生视实业、教育和慈善为己任,其中最重教育。他提出“父实业而母教育”的理念,认为实业和教育的关系就像父亲和母亲,应该相辅相成,利始而义终。

他学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思想,倡行民生民智,提高民族素质,提出说“启民智必由教育,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,乃先实业。张謇还认识到,小学是教育之母,要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,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,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。他创办的“通州师范学校”,是中国第一所民营师范学校。

张謇深知教育是强国之本,留下名言:“家可毁,师范不可毁。张謇一生为南通教育总计投资257万两白银,独自创办或参与创办师范、纺织、医学、农业等高等学校和职业、专科学校400多所,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。在南通之外,1905年他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,即复旦大学前身。

1909年创办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,后与其他学校合并成为大连海事大学。1912年创办江苏省水产学校,即上海海洋大学前身。同年,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,即河海大学前身。

1917年在张謇支持下,同济医工学堂(同济大学前身)在吴淞复校。1919年,由张謇出资,上海博文女子学校复立。1921年7月,中共一大召开,博文女校为会议代表除开幕式、闭幕式之外的唯一议事会所和唯一宿舍。

除此之外,张謇还是国立东南大学、中华职业学校、苏州铁路学校、龙门师范的主要创办者。第一,开风气之先。张謇被称为“中国的现代化之父”,实业、教育、宪政是他的三个支点。

此前的洋务运动,李鸿章、张之洞这些人意识到了强国,但没有意识到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,也对政治制度上的创新认知不足。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来革新,张謇则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。实际上,他也是中华民国的“助产士”。

第二,重视新技术、新机器。1921年至1931年的《海关十年报告》中说:“中国的实业家们渴望获得最新工艺技术,这可从多数工厂采用国外机器设备一事得到佐证。 重视新技术和机械化的生产工具,“机器力求其新”,从张謇到卢作孚、荣宗敬,无不如此,工厂里、船上的设备,包括无线电台等,都是当时领先的。

第三,向国外学习,引外资,用外人。为了办工厂、办教育、学宪政,他几次远渡日本取经学习。1903年张謇应邀参加大阪劝业博览会,对日本进行了历时七十天的考察,撰写了大量的日记《癸卯东游日记》。

1913年,他还撰写了《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》一文,在文中讨论了利用外资的具体方法。他善纳贤士,不论出身,他亲自给旅居中国的知名朝鲜文化人金泽荣安排住所,并聘其担任南通翰墨林印书局的编校。第四,破除迷信,不从旧俗。

张謇倡导改寺院办学,在南通引起非议。百姓讲迷信,怕得罪神灵,要破土动工时,工人不敢下手,怕得罪神灵,张謇说“时不从古”,亲自动手拉绳索,首先拉倒一尊佛像,工人才敢跟着动手。迄今南通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:“千佛寺改学堂——时不从古。

张謇常说:“一个人办一县事,要有一省的眼光;办一省事,要有一国之眼光;办一国事,要有世界的眼光。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,致力于地方自治。南通在他的影响下,成了名扬世界的现代化工业城市。

梁启超称之为“中国最进步的城市”,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“理想的文化城市”,当代城建学家吴良镛惊叹其为“近代中国第一城”。他创办的“南通模式”,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、范旭东、卢作孚、穆藕初等人,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。

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中国的企业家与西方的新教徒企业家洛克菲勒、卡耐基等不同,他们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。

费正清的有段评论颇到位:“张謇等士绅文人,在甲午战败后之所以突然开始投资办现代企业,主要是出于政治和思想动机。其行动是由于在思想上改变了信仰,或者受其他思想感染所致。中国的资本主义,长期以来具有某种出于自愿的理想主义的特点。

这种理想主义催生了中国近代的企业家精神。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,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。用荣氏家族创办人荣德生的话说,“精神才是立业之本,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”。

这个“精神”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。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,我对张謇投以特别的尊敬。他是清光绪状元,熟知中国传统文化,却又全方位地创建从教育到实业的一系列近代文明。

他所创建的实业,横跨纺织、轮船、铁路、垦牧、冶金、电灯、石粉、盐务等多种门类,其中有一部分取得很大成功。他完全摒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尚空论、尚复古、尚艰涩、尚激愤、尚孤雅的顽疾,把家乡南通当做一片试验田,切实地展示了一条将国际化和中国化融为一体的可行之路。他的这一系列行为,在文化更新的意义上,非同小可。

张謇如何定义自己的人生?他真正看中的什么?他在暮年时回首,认为自己一生的忧患、学问、出处,最重要的事不是实业,不是教育,也不是南通的自治,而是立宪的成败。1.《大商人——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》,傅国涌,鹭江出版社,2016年4月2.《张謇:兼怀天下》,刘未鸣,中国文史出版社,2019年3月3.《中国文脉》,余秋雨,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年11月4.《棉花帝国:一本资本主义全球史》,Sven Beckert,民主与建设出版社,2019年3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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